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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琼桓:淡化体育功利色彩 建设金牌诚信体系

发布者:柏胜    发布日期:2010-06-08

  作为我国体育理论和体育政策研究的资深专家,除参与体育政策研究外,多年来谢琼桓以犀利的笔锋,缜密的思考,撰写了很多富有见地的思考型文章,对我国体育政策研究和体育理论建设起到了相当重要作用。近日《理论前沿》专门邀请谢琼桓老师对话金牌与诚信。

 

  记者:有好久都没见到谢老师给报刊写文章了,过去您经常给《中国体育报》写评论,今天想请您谈谈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有关问题,您最近在关注什么?

 

  谢琼桓:最近这两年,国际和国内体坛先后发现多起作假现象,假球、黑哨、兴奋剂、年龄造假、性别造假、伤残造假、身份造假……这些都对竞技体育造成极大威胁,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准则遇到挑战,诚信受到置疑。竞技场上的这些弊端当然不是最近几年才发现的,只是不像这几年这么疯狂、这么肆无忌惮、这么令人难堪!

 

  记者:您认为愈演愈烈的原因是什么?

 

  谢琼桓:原因之一是现在竞技体育的功利色彩太重,包括物质层面的和精神层面的。

 

  记者:愿闻其详。

 

  谢琼桓:100多年来,竞技体育在奥林匹克运动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职业体育、商业性体育的双轮推动下,演绎出许许多多精彩纷呈、出神入化的体育景观,无疑,这是现代体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,理应从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给予充分的评价,但是毋庸讳言,这种变化又大大强化了体育竞赛的功利色彩,引诱体育竞赛相关者(不只是运动员个人)越过体育道德底线,蚕食体育的核心功能。

 

  记者:国际奥委会对此似乎已经有所觉察。

 

  谢琼桓:是的。多年来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,一边升国旗、奏国歌,把赛场胜负的意义上升到国家、民族的层面,一边放弃主持金牌榜、奖牌榜的公布。他们一边鼓励、支持(至少是默许)东道主把奥运会赛场大型化,越建越豪华、越奢侈,使小国、经济不发达国家望而却步,一边不分东西南北让世界的每个城市都可以自由申办,平正之态可掬。我怀疑赛场有必要如此豪华奢侈么?我也怀疑一说开运动会好像就非大兴土木不可,就举省举市发力,我觉得比豪华奢侈没有太大的正当性,还是量力而行、适可而止为好。

 

  记者:竞技体育的泛政治化似乎也是一种功利吧?

 

  谢琼桓:二战之后,世界形成苏、美两大阵营,冷战接着开始,在国际赛场上,因而也长期笼罩着冷战的阴霾。那时将竞赛场上的比拼看做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表现。你说这个“功利”够不够大? 

 

  记者:意识形态的介入带来更多的复杂性。

 

  谢琼桓:事实又证明,有些“功利”是虚拟的,靠不住的,前苏联、民主德国曾是世界强国,后来怎样,不是解体了吗?很发人深省!当然,从效果来看,冷战造成美、苏赛场争夺,倒也给二战结束初期不景气的国际赛场注入一股动力。苏联体制和美国体制至今仍然是最能拿牌的体制。

 

  记者:最近10来年,情况好像有些变化。

 

  谢琼桓:好多了,但冷战思维还没有完全远离体坛。北京奥运会前后发生的一些事,说明西方某些人的思想仍然有着他们的桎梏。中国金牌榜居第一,有人不舒服,一会儿要比奥运会百年来的总金牌数,一会儿要比人均金牌数,一会儿又要比奖牌数,总之阵脚大乱,还是意识形态作怪。其实,就拿美国来说,在北京奥运会金牌数第二,但美国还是美国,没有哪个人会天真到因此将美利坚合众国看成二流国家。还有火炬(我倾向于译成“火炬”不译成“圣火”)传递,我们一片好心,想扩大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,但有人对此不认可(当然,我不是说我们的策划者无懈可击,我们也的确有自省的余地)。这一回,应该从中也受到教育,看到将体育泛政治化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我相信,通过这件事,应该会有一种深刻的认知:凡事不要反应过头,解读过度。恰如其分,拿捏精准才是一种智慧,一种成熟的表现,一种值得保持的人生态度。

 

  记者:功利有时的确是把双刃剑。

 

  谢琼桓:体育比赛曝光度高,体育明星往往是青少年的偶像。现今世界,谁能不食人间烟火!我们不能也不必要求运动员、教练员和与此有关的人员毫无个人功利之心,只是希望守住职业道德底线。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是维系体育赛场影响力、感染力的纽带。诚信比金牌重要,真实比虚荣动人,任何崇高都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,任何堂皇的借口都不应妨碍人们对真实的追问。

 

  记者:您认为怎样才能减少体育比赛的功利色彩?

 

  谢琼桓:这是一个可以作博士论文的题目,我已无力完成。这里只能说点即兴随感,首先应当认真思考和检讨我们的体育理念,调整我们的体育价值取向。比如说,有一个人跑得比别人快,跳得比别人远,就意味着那么多东西,附加那么多功利,这里面哪些是题中应有之义,哪些是人为的牵强附会?“删繁就简三秋树,领异标新二月花”,我看竞技体育也需要“删繁就简”,减轻负载,才能自由自在地健康成长。其次,主导竞技体育发展的人们,也应当好好总结一下,摆脱某些功利的羁绊,克服路径依赖和思想定势,改革和完善比赛机制,淡化功利色彩。物质奖励也是双刃剑,它产生阿瑟·阿什,造就他胸怀博大,宽厚仁慈,品格高尚,也害了马拉多纳,钱多了吸毒。伍兹本来很可爱的,最近那份阳光、那份人见人爱的形象哪儿去啦?

 

  记者:体育赛场本来常常被人当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事例用来反衬一些暗箱操作、幕后交易的勾当。现在一些体育比赛的诚信已经受到质疑。

 

  谢琼桓:功利色彩过重引诱人们游离诚信,诚信缺失扰乱赛场秩序,秩序混乱增加人们对体育比赛的不信任感,这是一串“恶”的链条,会将体育引向死胡同。

 

  记者:如果观众不信任比赛,有谁还会光顾体育场馆?

 

  谢琼桓:德国有一位社会学家说过一句话:信任,是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。我曾听到有一种传说:一个德国人站着,准是在喝啤酒;两个德国人坐着,准是在讨论哲学问题;三个德国人扎堆,准是在商量去体育俱乐部的事。你看这位社会学家,哲学水平一定不低,他把“信任”阐释的这么到位,这么惊心动魄。说得也是,没有信任,人类社会要多可怕有多可怕。

 

  记者:请您进一步做些分析。

 

  谢琼桓:你想想,如果没有信任,你敢吃人家煮的东西吗?你敢上公交车吗?你能到市场进行交易吗?你敢将独子托付给幼儿园吗?都搞契约、都装摄像头,都让人监督,那有多复杂啊,又会是多高的成本。如果大家有起码的信任,大家保持基本的诚信,是不是事情就简单一些?所以有人说,“信任和信用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,它们的存在使大规模的交易得以低成本地完成。”此语信然!

 

  记者:看来对某些看似寻常的问题进行学理分析是必要的。

 

  谢琼桓:现在,体育竞赛领域的诚信虽然出了一些问题,但我们也不必过分夸大。总的看来,它还是相对公平、公正和公开的。我们不能要求竞技体育领域像桃花源,不能要求它一尘不染,尤其是与商业结缘之后,要它脱离经济学三个假设、三个原理、三种方法是不可能的。

 

  记者:有关体育组织事实上也不是没注意到这些问题,只是解决得不尽如人意。

 

  谢琼桓:这里面确实有一些悖论,有时候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,当然也不用否认,有些利益共同体的存在使得问题的解决增加了复杂性。但解决问题的途径各方面也还是在不断寻找,这一点我去欧洲访问时深深地感觉到。比如说对兴奋剂的检测和仲裁委员会的成立,这就是维护信任的一种机制。随着科学的进步,如网球比赛中“鹰眼”的运用,对公平、公正都是一种保证条件。在社会领域,在人际交往中,道德自觉都是不可少的,与此同时行有行规,国有国法。体育的各种行业规章对保持公平竞赛都是一种维护机制,现在的问题是,要真正“执法”,要保证信任维护机制对失信行为的彻底追究,而且要努力促使信任维护机制的约束力足够强大,使与赛事有关的人员均不敢作恶。如信任维护机制完全失效,那么可以说竞技体育的前途就堪忧了。

 

  记者:检测、仲裁、科技,这些维护机制,都增加了竞赛的成本。

 

  谢琼桓:这正应了前面说的德国那位社会学家的话,信任,是一种简化机制,缺少信任,简单会变复杂。复杂,就要加大成本。没有功利,没有私心的人,可能有,但数量太少。所以,有些成本该付就得付。前边我说的现在竞技体育功利色彩太重,减少一些,对于维护诚信、减少成本,可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。这就需要体育人共同努力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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